曹东浩律师

精神病患者强制医疗遇尴尬：程序不规范 经费不足

　　精神病患者强制医疗遇尴尬：程序不规范 经费不足

　　精神卫生法》强调自愿原则，病人自己决定接不接受治疗、什么时候出院，公安、医疗机构如果坚持认为还要继续治疗，有可能涉嫌强制医疗，造成“被精神病”

　　强制程序不规范

　　云南昆明丰宁社区是一个老旧小区，派出所管辖片区包括汽车站、城中村等地区，人员流动性大，外来人口、无业人口较多。从湖南投奔姐姐的精神病患者小吴就住在这个小区。6年来，他不停地扬言要到幼儿园砍人，派出所每天派民警跟踪，以防小吴肇祸。去年，派出所把他送回湖南老家，没多久又来了。今年初再次送回去，两个月前他又回到昆明。

　　对于小吴这样的患者，要不要对其实施强制医疗?谁来把他送到医院治疗?丰宁派出所所长郭俊峰很头疼。按照《精神卫生法》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，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，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。但是该法并没有明确谁是送医的执行主体，如果公安机关作为执行主体，精神障碍患者一般也不承认得病，不愿意治疗，监护人没有同意，很可能造成“被精神病”。但是小吴的监护人远在湖南，如果监护人自己送小吴就医，就要承担治疗费用，很多监护人因此不同意送患者去住院治疗。像小吴这样的患者属于国家规定的六类重性精神障碍患者，公安机关又必须对其实施管理。

　　此外，《精神卫生法》强调自愿原则，病人自己可以决定接不接受治疗、什么时候出院。医疗机构如果坚持认为还要继续住院治疗，也需要说服患者和监护人同意，如果得不到同意，就只能让其签字后出院。这样的患者出院后的管理以及责任落实等也并未明确。

　　“目前启动强制医疗的程序不规范，标准也不是太明确，比如谁来送医，医院怎么收治等等。”云南省公安厅法制总队副队长陈智某说。

　　“什么情况可以实施强制医疗，我们自己摸索着建立了一套收治流程，对那些经过鉴定，认定是重性精神病患者，或者犯罪未遂、有明确危害他人行为指向性的，对其实施强制医疗。”上海市治安总队队长单某某说，即便如此，对一些患者仍感到棘手，比如流浪乞讨的精神病患者，其住院办理主体不明确，一些涉嫌非暴力刑事案件犯罪的精神病患者，收治仍面临程序不明确。

　　单某某建议，出台强制医疗实施办法，明确收治过程中的各方责任主体，明确住院办理主体，民政负责甄别身份，公安负责直接送患者到医院，卫生指导医院救治。

　　治疗费用谁承担

　　强制医疗的费用应根据患者身份来解决。如果患者身份不明、没有参加医保等，公安送医时很可能面临医院无法收治的情况

　　在丰宁社区，有一名疑似精神病患者，几次去寺庙砍人，派出所派出六七名民警，终于制服了这名患者，强制送去精神病院。但该患者家里收入低，付不起医疗费用，医院不收治。为了不让患者继续肇祸，派出所民警自筹2000多元，让患者住进了医院。

　　一般来说，强制医疗的费用根据患者身份来解决。如果是民政救助对象，由民政给予救助费用;如果参加新农合、医保，则由医保报销，重性患者还有一些民政医疗救助金。有关法律并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的费用出处，如果患者身份不明、没有参加医保等，公安送医时很可能面临医院无法收治的情况。

　　“由‘110’民警救助送入医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，目前没有一个规范性政策依据，导致治疗、费用、出院及其他问题，比如危重症患者转院签署医疗文书、死亡善后工作等，处理时难度大。”昆明市精神病院院长李幼章说。

　　“不仅是经费问题，云南省没有安康医院，经常送都没地方送。”郭俊峰说，去年辖区内发生了至少6起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案件，这几名患者不知道该往哪送，成了烫手山芋。有一些救助站救助过的，救助站不再接收。楚雄州公安局负责人也反映，偏远乡镇路边经常能发现一些疑似精神障碍患者，但是把这些人带到公安机关不合法，也找不到监护人，无法处理。

　　“全国只有23家安康医院，负责接收这些肇事肇祸的强制医疗病人，还有一些省份比如云南没有专门的机构，造成公安没法送，民政不接收，卫生管理系统也查不到信息，难以实施管理，缺乏治疗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不利于社会安全稳定。”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巡视员邓孟春说。

　　“对肇事肇祸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，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强制医疗机构来安置。公安、派出所控制了精神障碍患者后，医院没有专门的病区安置这些有危险的病人，这个难题就留给了派出所。比如在丰宁派出所，就需要在24小时内由4位民警不断轮番监视病人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。”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某说。

　　上海有所安康医院，在《精神卫生刑事诉讼法修正案》实施后，其职能转变为强制医疗所，不再是行政执行单位，成为了司法执行机构，专门收治触犯刑法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患者。但是该院面临的一大问题，是其医务人员属于公务员，招进来了医生，还需要再考公务员资格。由于工作艰苦且收入较低，难以留住人才。

　　患者权益难保障

　　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，无法亲自到法院起诉。违背其意愿将其送入医疗机构的监护人，不可能协助其提起诉讼

　　《精神卫生法》重点维护三种不同利益，即病人人身自由等方面的权益、公众不受病人危害的权益以及病人对自身健康需要的权利。该法还专章规定了一系列 “保障措施”，保障医院在治疗、救助精神障碍患者时的独立性、规范性，有效减少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人为因素的干扰，以此终结“被精神病”。

　　单某某认为，该法在维护患者合法权益方面仍存在不少难点。“有很多患者的监护人是不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，他们的角色是缺位的，比如该出院的时候通知监护人，监护人却说‘病人死了再来找我’，很多强制医疗患者因此出不了院。还有监护人想当然认为患者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，房屋动迁、房屋产权交割，都不征求患者的意见。”上海强制医疗所为此和宝山区司法局合作，在所里设立法律援助岗位，帮助患者维护合法权益。

　　患者赵某两年前因病发伤人致死，家人把他送到昆明精神病院，这一住就是2年9个月。一年多前病情稳定了，赵某很想回家，但是作为法定监护人的父亲年事已高，已有80多岁，无法照顾他，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不敢接他回去，哥哥接手了赵某原来种的地。“我是想回家的。”赵某说时不停地咽口水。监护人没法接他回家，县里不敢接收，如果接收了还需要纳入辖区公安机关和社区的管理范畴，但当地这方面的管理力量较为薄弱。医院也不敢擅自把他放出去，赵某的回家之路显得异常漫长。

　　《精神卫生法》规定，精神障碍患者认为被侵害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依法提起诉讼。但是，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，无法亲自到法院起诉; 违背其意愿将其送入医疗机构的监护人，不可能协助其提起诉讼;患者难以查阅复印病历作为诉讼证据，患者依然难以完成诉讼。

　　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谢某认为，在实际操作中，有意的“被精神病”的现象比较少见，倒是现在一些刑事案件的办案人员一听说作案者患过有精神障碍，就送往医疗机构要求办理住院，没走司法程序就实施强制医疗。实际上，对于暴力作案的重性精神病患者，按照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，应该通过一系列司法程序，有刑事责任能力的，能正常接受诉讼和受审，则正常受审;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，由法院决定实施强制医疗，一般是就放在安康医院(或现在的强制医疗所)收治。许多国家是在监狱里开展强制医疗的服务，病情稳定后，该继续服刑的继续服刑，该回到社区的在社区接受强制随访和门诊服务。这既是对强制医疗患者合法权益的一种保护，是对受害者和社会公众权益的保护，还能更好地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。